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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人深省!黄奇帆万字长文,看透中国经济真实状况

  • 2019-11-25 09:48:30
  • 来源:苏商会
  • 编辑: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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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来说两句
摘要
相信读完后,你会有所收获。




口述:黄奇帆

来源:一针video(ID:lingdaozheneican)


在经济增速换挡的背景下,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将走向何方?未来将呈现出哪些新趋势?


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主线是什么?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什么?


中国该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发展?推出科创板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?


当今为何要推动全面开放?中美贸易战,谁的损失更大?如何求解?


5G时代,谁将领先全球?美国喊的6G又是什么?


上述萦绕在众多人心头的问题,都能从黄奇帆的这篇演讲中找到答案。相信读完后,你会有所收获。


1

产业互联网

未来每年增长30%,200万亿规模可期

首先,要讲一下结构调整。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,特别是在制造业、服务业实体经济范围,应该说是冰火两重天。一方面我们传统的制造业、工业,实际上1-5月份,或者从去年就可以看得出,最近几年增长率都在1%-2%。有的是负增长,有的是正增长,平均下来也就是1%-2%、2%-3%这么一个低位增长。我讲的是传统的制造业。

 

第二,我们国家推进发展的战略新兴制造业,在工信部的单子上一共是九大行业,这九大行业可以说最近五年,每年的增长都是两位数,都是12%左右,有的10%,有的15%。总之这九大行业的平均增长率都在12%左右,这是个比较高的增长率。

 

第三,战略新兴服务业。有那么12个行业,大家如果去看一下的话,最近5年它们的增长率都在20%以上。在面临调结构时,很显然大家就会做出个选择。如果你是初入行的,注册了一个公司,你打算干什么?所以如果是新起炉灶的话,很显然,你要是进入到战略新兴制造业或者战略新兴服务业里边,那么水到渠成、事半功倍,大势所趋都会把你推上一个高地。

 

如果你过去几十年已经是在传统产业里拼搏,那么,对于产能过剩或者结构不合理、处于淘汰位置的,你就要果断壮士断臂,退出这一块。或者是你能够抓住机会,进行技术进步、技术改造。因为从理论上讲,任何传统行业都是可以万年长青的。只要你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产品结构、增加技术进步、增加核心竞争力,也都是可以与时俱进地发展的。当然,该坚守的要坚守,该退出的要退出,不把自己的企业放在危卵、危墙之下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有一个调结构的主动性问题。

 

另外一方面,除了战略新兴制造业、战略新兴服务业以外,我国现在还有一块这些年都以30%速度在增长的,那就是互联网产业。过去10年是消费类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的时候。像马云、马化腾他们现在的,不管是阿里巴巴也好,还是微信也好,都属于跟老百姓、跟千千万万的手机用户打交道的。这是属于消费板块的,13亿人民都可以用一个模块去展开。

 

今后的5年、10年,在5G时代的背景下,会进一步地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。到了产业互联网时代,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可能就需要深耕细作。比如,医疗产业的互联网平台,就和我们工业、制造业传统的基于供应链、产业链、价值链形成的平台,是有差异的。它们之间的数据模块、指标体系、结构方式等等,可能都是很不相同的。所以产业互联网时代,需要一个领域、一个领域地深耕细作。

 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,将会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辐射之下进一步地发展。可以这么说,过去10年,消费互联网几乎每年都以30%多的速度增长,每2、3年销售值就可以翻一番,现在已经到了20多万亿的营业规模,所产生的GDP、税收都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 

今后到了产业互联网时代,终端的连接数会比现在消费互联网的终端连接数多10倍、100倍、1000倍。从这个维度来讲,产业互联网的销售规模也将是以100万亿甚至是200万亿的规模来展开。

 

所以,今后10年完全有可能出现2B类型的、产业互联网类型的新的互联网时代。这个新互联网时代的逻辑,我们讲它是由5个环节构成,它本身是一个产业链:由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这3个网络,加上区块链技术,再加上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,形成整个网络平台。

 

这个网络平台的5个环节本身,是一个产业链:云计算相当于人身上的脊梁骨;大数据相当于人的五脏六腑、各种肌肉皮肤和血液,是挂在云计算的“脊梁骨”上的;人工智能相当于大脑;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相当于神经。

 

大脑、神经和五脏六腑联结在一起,是通过云计算这个架构跟全世界万物万联的。云计算相当于数据处理中心,实际的物理空间就是几十台、几百台、几万台、几十万台的服务器。云计算这个数据处理中心有3大功能:通信功能、计算功能、存储功能。所有的大数据、人工智能计算,都是在云计算的服务器里展开的。

 

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,这5个环节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大产业。我们如果用“大智移云”这4个关键词把它们串起来,叫做一个行业的话,这个行业每年都会是30%多的增长速度,两三年就翻一番。10年以后,全球应该会达到几万亿美元的规模。所以,它本身是一个大的发展机会。

 

同时,它还有一个颠覆性的基因,就是这个“大智移云”行业的数据平台,要是跟城市管理相结合,就会产生智慧城市;跟工业、制造业一结合,就会产生现代制造业4.0,就是4.0版本的制造业;如果跟物流一结合,就会产生全球或者说全国物流系统的深刻变革和改造;跟金融一结合,就产生所谓的科技金融、金融科技、智慧金融。这些结合一旦完成,就颠覆了各行各业,使得各行各业智能化,形成新的发展。

 

之所以说它有颠覆性的基因,指的是这整个体系有以下5种特征:


第一,全空域。整个社会的各个地方,天上、地上、水面上,不管任何角落,它都可以全空间地泛在地存在着;


第二,全流程每天、每一秒钟、全天24小时、一年365天,不断地在叠加各种信息;


第三,全场景。每个人在生活、工作中的一切场景,它都可以记录下来;


第四,全解析。人工智能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流量、不同时空的信息,加以挖掘和分析,推断出各种知识判断、有智慧的判断;


第五,全价值链。它可以从各个维度上进行分析,使得这些信息的各种价值都可以堆叠在一起,形成价值链的叠加。

 

那么,这“五全”的信息所形成的基因,就是现代通信系统、信息系统、“大智移云”的数据平台系统,之所以能够颠覆各行各业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 

所以不管我们的企业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,我们都应该了解“大智移云”的概念,都应该熟悉互联网时代,特别是产业互联网时代即将要发生的变革,以促进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。这是我讲的第一段,关于调整结构。

2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不能沦为官员的行政性措施

第二个,讲讲改革。我们国家去年进行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。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18号的庆祝大会上,做了深刻而重要的讲话,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。那么,这个主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?又要改什么呢?

 

最根本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大家要知道,新时代我们国家的时代最强音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自十八大以后,每年我们党的报告的指导思想中,都有这么一段话: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推动全面深化改革,推动开放。

 

为什么这么一说呢?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概念,从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到新世纪,中国改革开放40年,最主要的旋律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,大家还记忆犹新,一说就能够知道,比如说农村承包制改革,比如说从要把私人经济、个体户、民营企业从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的状态,转变为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把私人经济、民营经济放出来,搞活壮大。

 

再比如说引进外资,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;以及把国有企业从政府机关“衙门式”的一个机构,变成市场经营的主体。大家想一下,上述所有的这些重大改革,都是供给侧的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讲的是成本的改革、要素的改革、创新的改革以及企业的供给,而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要落到企业的供给,企业创造未来,创造生产力。

 

所以,不管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供应学派改革,还是那时候里根在搞的美国供应学派改革,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增强企业活力,降低成本。降低税收也是增强企业活力的一种手段。所以说当时各个方面都是在加强企业的供给。

 

在当时,我们国家进行了增强农村生产力的供给制度改革、城市民营制度的供给改革、外资企业的供给改革,以及国有企业的供给改革。甚至到了1990年,我们引进了资本市场,推出了股份有限公司、上市公司,这也是一种企业制度的供给改革。

 

所以大家看一下,虽然当时没有把这些改革称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但实际上这五大企业供给改革,都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吻合的。

 

另外,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还搞过许多降成本的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,比如在特区、开发区、新区,把企业的所得税率由55%减成15%,这就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,是一种降成本的供给侧改革。

 

再比如,各种特区、开发区、保税区都属于营商环境的制度改革。通过这种改革,形成了民营经济、外资企业共同大发展的格局,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制度供给,也是一种改革;

 

再比如,上世纪90年代我们搞了一系列的改革,当时在江总书记、朱总理的推进下所做的那些改革:比如说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,那是一种企业的制度供给;比如说下岗再就业,把几千万名冗员剥离,退出企业,帮企业降低了劳动成本;

 

再比如,把企业办社会的“吃喝拉撒睡”都剥离,转为社会来管理。企业不再管养老、医疗等各种各样的事儿,这个也是在帮企业减负;

 

再比如,把企业的诸多坏账剥离,要么破产关闭,或者债转股。当时有1.3万亿的债转股和5000亿的破产关闭、坏账核销的存量,加起来有1.8万亿。要知道当时90年代银行的全部贷款余额只有10多万亿。10多万亿要核销掉1.8万亿,10%的比例啊,相当于现在180万亿的贷款的话,要核销掉10多万亿。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儿啊。所以当初改革的力度之大,可见一斑,也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。

 

我讲这一段是希望大家理解,尽管当时没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但事实上做的桩桩件件的事儿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那么,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新时代,我们是在把40年的改革开放中最核心的改革灵魂——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,作为主线、作为纲领、作为旗帜、作为我们抓改革的一个方向。

 

实际上,“改革开放再出发”就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出发。我们一定要明白,需求侧的各种调整,就好像汽车行驶时左边转一转、右边转一转,开个10来公里、100公里,你可能就转了好多次了。这是十分必要,又非常重要的每时每刻的一个调动,但这不叫改革。因为10年以后回过头来看,整个结构还是老样子。

 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不同,需求侧是一种逆周期的,冷了热了、热了冷了的调控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讲的都是基本面的改革、基础性制度的改革,是体制机制的改革,是长周期的效应的体现。

 

所以,我们现在要抓的工作重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包括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简单的“三去一降一补”,去杠杆、去库存、去各种各样的产能、降成本、补短板。但如果只是作为行政性措施这么去去的话,今天压一下,明天不压了,就又恢复了。而要是结构性调整,那么你降成本也好,去杠杆也好,都将是体制性的、健康的一个深化改革。

 

所以,要用改革的方式去降库存,用改革体制的方式去减产能,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去降杠杆。如果不从改革上做文章,那么这个“三去一降一补”都会变成,要抓的时候行政官员压一下,松的时候就又反弹回来,就起不到真正改革的作用。

 

所以,要从供给侧发现问题。绝对是存在问题的。然后用改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衡量问题最后到底解决没解决的方式,就是看结构性平衡不平衡。不管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还是物流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每个领域都存在结构性的问题。

 

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在全世界是最高的,占到了GDP的15%。但在欧洲、美国,整个物流成本只是GDP的7%-8%。我们这高出一倍多的物流成本,靠行政性措施去降低,是降不下来的,只能用结构性的改革。

 

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为什么这么高?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,我们花了几万亿的钱修了铁路,但是铁路的运能(货物运输的能力)只占到整个中国全部货运的5%-6%;我们也花了几万亿的钱修了高速公路,汽车通过高速公路运输的运能,占到了整个中国货物运输的86%;剩下的水运、空运等其它运输方式,占了10%多一点。

 

看了这个结构,你就明白为什么物流成本高了。因为低运输成本的铁路运输方式,在整个货运中的比重太低了。花了那么多钱,却没有搞起来,什么道理?你仔细一看,所有开发区的“七通一平”里没有铁路通(七通:通给水、通排水、通电、通讯、通路、通燃气、通热力;一平:平整土地)。所有的大工厂,500亿、1000亿产值的工业工厂不修铁路。所有的新区,也没有铁路。我们的铁路跟这些产能没能无缝对接。

 

然后,物流体系、仓储体系还未实现无缝对接,最后一公里都还没打通。最后,体制造成的这种问题使得我们企业也很麻烦,只能把货物装上卡车,一千公里开出去,拉倒算了,方便。但是烧汽油的成本和铁路烧煤炭的成本相比,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
 

美国是在100年前修的铁路。二战后的这几十年以来,虽然他们修了那么多的高速公路,同时飞机的运输量也十分庞大,但美国现在全部运能的20%还是靠铁路。如果我们国家铁路的运能比重能够上升到15%、20%,我相信我们的物流成本,可能就从占GDP的15%下降到了10%。

 

这个意思是说,要从体制改革、结构性角度去改变,才能解决问题。因为时间关系,就不展开了。我只是想说一点,当下中国最深层次的改革,一定是和供给侧连在一起的。金融体制的改革,就是中央说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其它的诸如物流系统、房地产系统,一切我们觉得有问题的系统,都要从供给侧角度抓到题目,然后用改革的手段进行深入推进,最终使我们整个中国的改革红利继续产生、继续发挥作用。这是我想说的第二条。

3

科创板是为解决中国创新的资本问题

中国创新怎么“背着书包进去,背着钱包出来”?

第三,就是要推动创新。这也是党中央、国务院这些年不断要求我们的,也是2019年这个形势下,我们更加要身体力行的。现在我们的创新取得了许多成就,但这些成就中有3个薄弱环节:表现为基础创新上的薄弱环节;表现为创新后,将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中的薄弱环节;表现为我们已经转化出成果了,怎么把它变成巨大生产力的薄弱环节。

 

如果我们能够把这3个薄弱环节的问题解决掉,中国的创新将会一日千里,更好地发展。但要是这3个环节的问题没解决,我们的创新就会变成口号,就会流于形式,或者事倍而功半、得不偿失。

 

在这3个薄弱环节中,主要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:

 

第一,在基础创新、核心产品的创新以及重大的基础性科研开发上,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“无中生有”、“从零到一”的发明创造上,我们缺少投入。

 

去年,我们国家的研发费用投入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,仅次于美国。研发费用投入占总的90万亿GDP的比重是2.1%,差不多等于2万亿。在世界上,这样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大的,超过了日本的总投入。

 

如果今后10年,每年都保持增长,10年后比重从2.1%涨到3%的话,那么到2030年,要是那时中国的GDP比如说有200万亿,那么总的研发费用投入就将达到6万亿,相当于现在的3倍。总的来说,我们国家研发费用投入的总量是够的,但问题出在哪儿呢?

 

就出在核心产业“从零到一”的基础研发上,在关键的、核心的、基础性的、战略性的研发上,我们投入不足。去年,我们在这种战略性的关键产品研发上的投入,只占到我们全部研发费用投入的5%。

 

而去年G20国家投入到这种“从零到一”、“无中生有”的发明上的研发费用比重,平均在20%左右。美国是17%,日本是20%。意思是什么呢?就是把整个研发费用的1/5,都投在了这些“无中生有”、平时看不见摸不着、希望渺茫的研发上。但是他们就这么投,可能投了以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成果,产生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成果。

 

在这方面,我们的投入比重低了。以后呢,不管是举国之力投也好,还是像企业华为这样投也好,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。

 

华为每年将1000亿投入到研发上。深圳现在是我国各大城市中研发投入比重最高的城市,2万多亿的GDP中,1年的研发费用投入是1000多亿,占深圳整个GDP的4%点几。但如果把华为扣除掉,深圳整个研发费用投入的占比只有1%点几,比全国其它城市的平均值还低。这是不是因为华为“一俊遮百丑”呢?

 

当然,华为也是深圳的,是在深圳范围内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华为现象本身是一个个案,它能够每年把自己销售额的15%以上,拿出来投入到研发之中,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

 

华为的这1000亿,可不是投资在研发方向盘是方的、圆的、还是椭圆的上面的。因为有一年,我碰到一个汽车公司的经理跟我汇报,说他们去年1年时间里取得了30多项国家专利,是很大的成功。我问他是什么专利?他就跟我讲讲讲,讲到后面我发现,就是在研究方向盘是圆的、方的、还是椭圆的好。变形都叫专利了,有什么意义呢?所以,这一类专利是粗浅的。真正具有核心意义的,是“无中生有”的、原理性的、创新性的。如果加大投入,真是要像华为那样。总的意思是说,在这一块上,整个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。

 

第二,在好不容易有了科研成果后,就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。但不管是产学研转化也好,还是孵化器转化也好,转化的前提是要有众多小企业的基数存在。而我国暂时还缺少这么一个保护小企业的法律。

 

这个法律就是1980年的硅谷,美国政府通过的一个法律,叫做《拜杜法案》。《拜杜法案》的核心内容就是讲:美国政府或者任何企业投资研究所发明的专利时,如果这个“无中生有”的专利产生了以后,那么投资者占有专利权的1/3,发明专利的人也将占有专利权的1/3,而谁要是把这个专利权转化为生产力,就是“Know how”,也将占有这个专利权的1/3。

 

这样一来,硅谷每年就不是大家、科学家自己发明专利,然后自己跑到孵化器里去转化了。而是各大专业院校和研究所,每年都会公告发明的专利,然后就有一大批头脑比较活的、有情商的人,像招投标一样去看这些专利成果。

 

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这个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,就跟学校、研究所签个约。签完约以后,就背着“书包”进孵化器,成功了就背着“钱包”出来,因为这个知识产权的1/3权益归他所有。

 

而那些发明知识产权的人,他没有去做转化,就继续做他的深入研究,研究各种开发的事儿。如果没有转化的人,那么哪怕发明者占有这个知识产权的2/3也是个0。所以我们中国这10几年,有那么多的科学家、专家、工程技术人员发明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产权。我们甚至赋予他们这个知识产权50%-70%的权益,但他们却很少有变成亿万富翁的。因为在你这个知识产权没有转化出生产力时,整体还是0,哪怕你占有了70%也是0。

 

所以,我们要鼓励一大批有情商、有智商、能产生“Know how”思路的人。他们这帮人没有原始创新、“从零到一”的知识产权,但在1到100的转化过程中,他们发明了工艺、发明了“Know how”,他们就拥有了原始知识产权的1/3,形成一个很好的转化。

 

现在我们国内特别需要这样的法律。有这个法律,才能让一大批发明专利的人,从转化的负担中解放出来,进一步专注地去搞发明,让他们离开各种各样的孵化器。如果让发明了知识产权的人都跑到孵化器里来,那叫不务正业。因为他离开了工程实验中心、大专院校很好的条件,跑到你孵化器空空荡荡的一栋楼之后,他什么事儿也干不出来了。

 

所以,大家不要搞孵化器的形式主义,必须非常务实地各就各位、分类推进。

 

第三,当我们好不容易把科学技术变成了生产力,完成从0到1、1到100的过程,形成了“100”这个概念。这个“100”就是生产力的雏形产品。那么,怎样才能把这个“100”放大1万倍,从100变成100万,变成伟大的生产力呢?

 

这时候就需要私募基金、风险投资基金,一轮两轮三轮、A轮B轮C轮地投资,最后到上市公司、资本市场层面来推进。

 

那么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,我们原来是缺少科创板那样的股权架构的,这个股权架构实际上就是“同股不同权”。它还有一个概念,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。这些科创企业搞转化的人,好不容易转化出一个有科研成果的企业,可能效益还不高。如果一轮一轮地投资上去,再到资本市场上市,这一系列股权扩张完成后,可能就有几十亿进来了,而这些原始转化的人最多持有那么几百万、几千万,或者一两个亿。

 

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的股权就被稀释到只剩下百分之几到百分之10。那么资本说了算的市场,很有可能就把他们撵走了,最后这家科创型企业的灵魂也没有了。

 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我们国家现在推出的科创板,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。它补上了我们从100到100万这个环节中,资本市场介入创新推进环节中的问题。

 

所以,如果我们国家把上述这3个薄弱环节都补好,我对中国创新前景的灿烂,充满信心。

4

美国喊的6G,根本就是个骗局

最后一点,讲讲开放。过去40年,中国早期的开放是以出口为主,以引进外资为主,以沿海开放为主,以工业、制造业开放为主,然后是以适应WTO、国外的游戏规则倒闭国内改革,这样的一种开放为主。

 

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,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,中国的开放呈现出了5种新特征:

 

第一,引进外资和走出去投资双向并重。过去这5年,我们走出去投资的数额是7000多亿美元,引进来的是6000多亿美元。走出去比引进来还要多。而且我们这5年海外投资的总额,比1979-2012年这33年间500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总额还要多。我讲这一段就是说,中国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双轨并重;

 

第二,我们现在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商品并重。我们不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目标,而是以进口和出口双向平衡作为战略目标,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;

 

第三,我们已经从沿海开放,变成东西南北中整个中国全域的纵深开放;

 

第四,我们也从过去工业、制造业和一般建筑业的开放,变成现在工业、制造业、服务业、服务贸易、金融业等各行各业全方位开放;

 

第五,我们从过去参与WTO、适应国际规则,转变为既适应国际规则,又进一步地参与WTO的改革,参与全球双边的地区级的FTA——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,更好地融入世界,走进世界经济舞台。

 

从去年开始,这五大改革,不管是在博鳌,还是在进博会,还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反复强调,不管遇上什么问题,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,形成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发展。

 

那么在当下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,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贸易战而把开放的大门关小一点呢?不管美国人怎么想,想要约束我们,或者想要关上、封闭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,都是做不到的事情。

 

其实在当今世界,国际贸易的构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30年前,全球贸易的70%是产成品贸易,而现在全球贸易的70%是中间品、零部件、原材料,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之间的贸易。

 

在这样的一个贸易格局下,全世界往往是几十个国家、几百家企业,在几百个城市里形成一条产业链,共同制造一个产品。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谁要还想用50年前重商主义的“产成品贸易时代”的关税政策,来逼迫别的国家就范,就已经不是所谓的“杀敌一千,伤己八百”了。往往越强的国家干这个事儿,越容易变成“杀敌一千,自伤一千五”。

 

比如特朗普有一个错误的理念,他认为向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美元产品加收25%的关税,这1000多亿美元是由中国政府、中国企业、中国老百姓支付的。这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他加收了以后,谁来出钱?那只能是对美国进口商,最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,是美国人出这1000多亿美元的钱,说是中国政府、中国企业提供,那是笑话。

 

所以,不管是美国还是国际的经济圈,最近都在深刻地评论,这1年多特朗普加收关税的结果,都是由美国人出钱。这是第一个。

 

第二,现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这5000亿美元货品当中,有60%的产品根本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、独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,反销给美国跨国公司,再销向全世界的。

 

所以你这么一搞,实际上打击的是美国企业,因为5000亿美元里面有近3000亿美元,是加工贸易中,外资所产生的东西反销给美国的。所以你这个耳光,左边一下打在美国老百姓身上,右边一下打在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、美资企业身上。这是两个问题。

 

第三,你搞了这件事儿以后,中国政府肯定会采取反制措施,对中国进口美国的1500亿美元货品也会加征关税。这个关税一加征,在中国进口的这1500亿美元当中,有一大部分还是会波及到刚才说的那60%的美资企业。他们从美国进口零部件到中国,加工到他们的产品之中。如果美国停止了销售,那他们在中国的企业等于关门。

 

所以这第三棍还是打在他们自己身上。一种情况是成本提高,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他不提供商品、搞封闭的话,那他自己关门。

 

有计算显示,如果美国不将他们的关键零部件提供给我们中国,比如说如果芯片不提供了,那我可以这么说,美国芯片工厂在全球的销售额立马少掉40%。那他就该先关门了。因为是我们中国1年进口了3000亿美元的芯片,你真不提供了,我们是会有损失,但首先当你的核心企业丢掉了3000亿美元的市场,那你立马就自杀嘛。这是一个概念。

 

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全球产业链,美国简单地使用关税大棒,一是扭曲了全球产业分布,二是自己打自己的身体。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儿。

 

另一方面,最近美国一看贸易战效果不佳,想到了通过科技战来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,比如华为。华为的5G,可以说现在就是独步世界、领先世界的。美国人在4G时代,就已经是落后于世界的了。全球一共有500多万个4G的基站,中国分布了370万个,美国分布了30多万个,其它地方分布了100多万个。

 

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国的4G网络效果最好,其次是欧洲,美国最差。大家到美国打电话感觉就是疙疙瘩瘩的,不怎么畅通。

 

那么到了5G时代,如果美国人用华为的5G,它的服务器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较低,而且我们华为也有足够能力去帮他们铺设基站。但美国人想打压你,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”,他说自己不想搞5G,要搞6G。

 

什么是6G呢?就是卫星通信,高轨低轨的,加上基站之间的网络。大家要明白,卫星通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就研究了,摩托罗拉在新世纪初就想搞,最后都没有成功。15年之内,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使用到老百姓的通信系统上。为什么呢?因为卫星通信覆盖到地面,往往要几万平方公里,而在这几万平方公里上可能有几十万人在打电话。这个频谱复用是不够的。一个基站频谱的复用和一个卫星频谱的复用,基本上是一样的能力。

 

那么,如果几平方公里一个基站,全球你就要铺它几百万个。但如果你要用卫星的话,你发射几十个、几百个、几千个去覆盖,频谱是不够用的。因为频谱问题,打电话就会疙疙瘩瘩,就会不畅通。

 

第二个,基站之间一般是几百米到一两公里的距离,所以它的微波通信是非常小的功率。手机放在耳朵边上打几个小时的电话,基本是不会冲击脑子,不会受影响的。但卫星通信要几百公里,这时候就需要很强的辐射。一般来说,军队里的士兵使用卫星通信,会拿个大哥大一样的东西,这是可以的。但像老百姓拿个苹果、华为的手机,一天用几个小时,这个辐射是很强的,肯定是行不通的。

 

第三个,微波的通信,如果使用卫星通信的话,能耗高,就要一块大电池,像一个大哥大那样。要是我们现在叫老百姓回到20年前那样,拿个大哥大来打电话,那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美国说要搞6G这件事儿,就是莫名其妙的单相思,什么发射1万多颗卫星,绝对是骗局,根本不可能做起来。谁做这件事儿谁傻。

 

当然,我不是说20年以后不会。如果20年后有新的原理发明,比如说用以太网的原理来搞这件事儿,可能就又另当别论了。但是眼下有关以太网的研究、有关通信方式的研究,根本至少还得有个15年到20年才会出成果。

 

所以我说,未来5G时代,中国独步天下,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这个5G里面要用到芯片。现在芯片一共6大类,服务器的芯片、手机的芯片、基站的芯片等等。华为既可以用别人的芯片,也可以用自己的“备胎”。另外说说操作系统,现在有谷歌的操作系统、Facebook的操作系统,和其它的一些操作系统。而我们华为现在的操作系统,已经能够做到把平板、手机和电脑集于一身了。

 

所以,本来你不逼我们,华为可能还真留着一个“备胎”不使用。既然你都跟我切断了,那我就把这个新系统推上去。真要推上去了,那天下都使用也是很正常的。在这件事儿上,中国政府是有推动权的。全球一年生产20亿台手机,美国、欧洲加上三星、日本,一共生产5.5亿台,其它杂牌手机5000万台,一共6亿台;而中国生产14亿台。如果中国政府下令,这个操作系统是国家平台,就用华为的操作系统。华为的方舟编译器是可以把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融于一体的。真要干了这么一家伙,这个量实际上就代表了市场,是可以干这件事儿的。所以,真要把我们逼上了梁山,是可以逼出一个新天地来的。

 

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,当今时代科技创新只有靠互相合作、相得益彰。谁要想靠封锁,封锁一个小国可以,封锁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的。“合则两利,相向而行”,是我们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态度。

 

所以我总的意思就是,贸易战我们是不想打的,但也不怕打。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跟美国打贸易战结果走向封闭,我们只会更加开放。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,我们不得不打,但我们跟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,跟其它一带一路上的各个方面,我们还是应该用更加开放的态度,从制度上、从营商环境上进行开放。

 

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掷地有声的一句话,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,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,这是中国开放时代的最强音。

 

我今天就讲这些,谢谢大家!


(内容整理自2019闽商·上海论坛黄奇帆所做《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、新特征及以“三零”原则为基础的FTA发展趋势》演讲。)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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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揭示:投资有风险,当您/贵单位进行投资时,可能获得投资收益,但同时也面临着投资风险,比如资金损失风险、运营风险、流动性风险等。 您/贵单位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,请仔细阅读相关风险揭示书和投资协议、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等文件,充分认识投资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, 认真考虑可能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,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,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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